2010年6月30日 星期三

古書背後的檔案重現

The Reappearing Records of Ancient Books
※ 本文於2008年9月發表於《檔案季刊》第7卷第3期

公牘紙本,是中國珍、善本古籍的特殊類型,其所含公牘,更是意外留存的珍貴檔案。從公牘紙本的盛行與衰退原因,可看出古代人們對於知識的渴望與中國科技技術的發展,其中脈絡,更凸顯中國人的智慧與文化。本文針對古代利用廢棄紙張成書之現象及其發展背景、成因與影響進行概略性的介紹。文中先就紙質檔案留存不易的現狀進行探討,並定義何謂公牘紙本;其次,整理公牘紙本的產生者、產生原因、時代等部分,以了解公牘紙本產生的意義與背景;最後,介紹目前公牘紙本保存現況,並提出公牘紙本對後世的影響。

關鍵字:古籍、善本、檔案、公牘紙

Keywords: ancient book, scrap paper, archive, official paper


壹、前言


古語有云:「紙壽千年,絹壽八百。」英國國家檔案館所典藏最古老的善本書《末日審判書(Domesday Book)》,是威廉一世於西元1085年下令編纂,該書距今已近千年;(註1)華人世界珍善本、書籍、畫冊,宋代及宋代以前多已近千年,甚而超過千年,逾千年者雖不至大量,完整保存者仍有所耳聞。

相較之下,國內檔案留存未若古籍、善本來得久遠豐厚,近千年者,如宋代檔案,實屬難得;就國內檔案典藏單位而言,其紙本檔案留存較久遠者,多集中在明、清二代,千年以上者寥寥無幾,有者,亦多是破紙隻字,無法判讀,完整者鮮難易見;不禁令人狐疑,檔案留存是否相較於文獻留存有著不同的發展?

中國為四大古文明國之一,更是紙張發明國,紙質檔案數量理應豐厚久遠,然而現實卻與理想相距甚大,其主要原因不外乎天災、人禍二者。天災者,指水、旱、病、蟲…等自然現象造成的災害;人禍者,探究前人對文獻散佚所提出原因,紙質檔案散佚亦可分為「歷代對檔案保存的不重視」及「戰亂和兵燹的搶掠、破壞與銷毀」兩大原因。(註2)、(註3)、(註4)、(註5)

按前人對於古籍版本、文獻之研究,不難發現,卷冊紙張背面印有雜字者,雖不至多數,卻仍有些許。此類書籍,或為印本、或為寫本,其紙背雜字,或為書簡、或為帳冊、或為官吏行文、或為狀紙、戶冊,甚者猶可見官印名銜、年月朝代。這些印有雜字之古籍、善本,以宋、元、明三朝尤為多見,大部頭者有千卷上下,仔細觀察,許多官方文件參雜其中,豈非「檔案」?

中國千年檔案鮮少留存,人為因素除上述二者外,是否亦有「做為他用」之可能性?此類「檔案」,相關文獻甚少,有者亦多集中在版本學、文獻學領域,考究紙頁背面內容者,也多是歷史學者,國內檔案界對於此類研究著墨甚少,可謂乏人問津。

現今留存的類似紙本為數不多,就台灣故宮博物院及國家圖書館所藏為例,不過十來冊而已;這類資料對今日學術研究之價值難以衡量,然而卻鮮少為人知曉。是故,本文介紹古代利用廢棄紙張成書之現象及其發展背景、成因與影響,期能為更多人了解公牘紙本的現象、價值與意義,進而獲得更多。


貳、公牘紙本的定義


公牘紙本,是中國珍、善本古籍的特殊類型,其所含公牘,更是意外留存的珍貴檔案。從公牘紙的盛行與衰退原因,更可看出古代人們對於知識的渴望與中國科技技術的發展,其中脈絡,凸顯中國人的智慧與文化。

所謂公牘,即為公文的意思,是一種處理或聯繫公務的文書。(註6)本文所稱公牘,更專指政府單位所展生之文書,其意涵與「檔案」同。公牘紙,亦稱案牘紙、庫冊紙、牘背紙,是一種已被政府機關在處理公眾事務時,記載過文字、圖畫等記錄的紙張。這類已使用過的紙張,在當時因各種原因,並非全部銷毀,有些甚而取作他用。

學者許同莘先生提到:「古人文移案牘,用紙皆精好,事後尚可他用」;又說:「大抵明以前官文書紙皆堅好,反覆可用」。(註7)明張萱《疑耀》稱:「長睿得雞林小紙一卷書章草《急就》,余嘗疑之,幸獲校秘閣書籍,每見宋版書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印以行,…,其紙極堅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註8)利用公牘紙而印製或抄寫的書卷籍冊,即所謂「公牘紙本」,例如龍舒刻本《王文公文集》為宋安徽舒城的官刻公文紙本,後經謝稚柳將文集的背後影印,遂成巨冊《宋人佚簡》,湮掩於書背八百年之久的宋人遺簡,從此重見天日,見圖1。(註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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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舒州在城酒務造酒則例
資料來源: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博物館編,《宋人佚簡》第五冊
(上海市 : 上海古籍出版社,民79) 8、9、10頁

宋代著名詞人晏殊使用紙背抄書,據宋葉夢得《避暑錄話》記載:「晏元獻(晏殊之謚)平居書簡及公家文牒,為嘗棄一紙,皆積以傳書。」(註10)宋紙「極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的特性,造就中國古代公牘紙本的發展與興起。

古時公庫常用故紙廢牘印書,如此利用廢紙背面重複做為他用的做法,在現今環保意識抬頭的時代是很常見的,然而利用官方公文檔案背面,即使現在亦不多見;「公牘紙本」這樣有規模的利用公文廢紙成書的現象,其做法在古今中外實為罕見。


參、公牘紙本的構成及其背景


要了解公牘紙本的產生者,就應思考公牘紙的產生原因;公牘紙是官府處理公務所產生的紙張,非尋常百姓輕易取得之物,也因此公牘紙本的產生者多為官方。就目前所知公牘紙本,印本多為官刻,私刻者雖有,但相對少數;寫本各家都有,為官者、市井鄉民者,參差其中,無從歸屬。至於使用公牘廢紙成書的年代與原因,本文藉前人研究,整理如下:

一、公牘紙本產生原因


一般而言,書籍印製多採用新紙,使用回收紙進行抄印,實非常人所願。本文就中國紙張及印刷術的發明與盛行,整理前人研究,歸納使用公牘紙的主要原因有三:紙張取得不易、公牘用紙品質較佳、及古人愛惜物力、用無棄材。(註11)

(一)紙張取得不易,價錢高不可攀

古代紙張不若現代易於取得,在製作程序上也較現代來的繁複,遂而造就紙價飆漲。清人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編.蘆川詞跋》:「宋本每頁紙背大半有字跡,蓋宋時廢紙多值錢也。」;(註12)唐朝詩人齊己、黃庭堅等人就專門寫有《謝人惠紙》、《奉答茂衡惠紙長句》、《謝陳適用惠紙》等詩,可見當時人們對紙張喜好、愛惜及不易取得。

紙價的高漲、不易取得,遂而發展出幾種較為特殊的紙張利用形式:以紙換書、廢紙重造、以及紙背印書,公牘紙本即為順應時勢的權宜之計,以解決當下紙張供不應求、價格高不可攀的問題。(註13)基本上,造成一紙難求主要有下述幾個原因,這些原因也間接影響公牘紙本的發展:(註14)

1、造紙技術獨攬,原料取得不易

紙張發明之初,技術專為宮廷權貴獨攬,後因朝代更迭,遂逐為流傳。然其素材難取、技術繁複、生產過程長,所謂「片紙非容易,措手七十二」,可見一斑;(註15)紙張無法量產,奇貨自然可居,五代時期,江南澄心堂所造紙張,百兩黃金也買不到一張。(註16)

2、印刷術的盛行,刻書、抄書風氣大起

宋、元兩朝印刷術以極快的速度發展,士大夫及地方官吏更興起寫書、刻書風氣,這樣的情形導致紙張供需平衡失調的窘境;在晉代,左思所寫《三都賦》就因時人競相傳寫,遂而造成「洛陽紙貴」的現象。(註17)
要抄寫或刻印書籍需要大量經費雇用人力、購置木板和購買紙張,人們因寫、印書經費不足,遂利用公牘廢紙成書,以節省開銷。

(二) 公牘用紙品質較佳

公牘用紙相對其他紙張來的較厚,可以兩面印刷。公牘史學家許同莘先生提到:「古人文移案牘,用紙皆精好,事後尚可他用」;又說:「大抵明以前官文書紙皆堅好,反覆可用」。(註18)明人張萱再論及宋人以公牘紙印書時說:「其紙極厚,背面光澤如一,故可兩用,若今之紙,不能爾也」(註19)。因明代中期以後官刻本及家刻本多原棉紙,棉紙顏色潔白,質細而柔,纖維韌性強,但紙質過於輕薄,這大概也就是明末及清初公牘紙印書逐漸衰退的原因。

(三)古人愛惜物力,用無棄材

古代對資源的利用並未若今日那樣浪費、奢華,其與中國諸子百家、政府行政、宗教思想息息相關;宋朝湖廣等地,以舉人考試落卷及廢毀茶鹽引等廢紙重造的還魂紙印書,南京城並設有收受故紙的商店;(註20)南北朝時代,佛教的興盛,更加深了人們用無棄材、惜福的想法,公牘紙本因應人們天性而生,是自然而然的一種發展趨勢。

二、公牘紙本產生時代


公牘紙的使用到底是何時開始?就現存公牘紙本,實在難以確切考據。唐代顏真卿就曾使用公牘紙背面做文稿之用;(註21)新疆吐魯番所發現使用廢棄公文紙背做為他用的《唐西州習字殘片》,該殘片距今已有一千兩百多年的歷史,更使公牘紙的使用時期更往前推進至隋唐時代,見圖2。(註22)、(註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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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唐西州習字殘片
資料來源: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三冊(北京:文物出版,1992):445頁

然而,就《後漢書.延篤傳》注引《先賢行狀》:「篤欲寫《左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即說明東漢就有使用廢舊公牘紙背寫書的情況。這更使公牘紙的使用追溯到了紙張發明並作為官方文書載體的初期。(註24)

如前所述,知識的普及與傳遞,使得眾人傳抄、印製書籍情形漸增,遂而造成「洛陽紙貴」的現象,其中尤以宋代印刷術的盛行影響最大。

宋代雕版與活字印刷術的發明,使得書籍事業空前發展,紙張相對供不應求,造就一紙難求的情形,更使得宋代用公牘紙寫書的例子明顯增多。此時期大量出現使用公牘紙及其他舊紙印書、抄書的情況,公牘紙本遂進入了全盛時期。
元代至明中葉以前,據清人葉德輝《書林清話》記載,公牘紙本仍舊不少。(註25)

由於造紙技術的成熟與普及,和原料的容易取得,以往紙張供不應求的情形在明末及至清朝已漸趨和緩,價格也未若昔日高不可攀,公牘紙本的現象更是日減,但仍有少數,清《滿文原檔》即為使用明代公文紙進行抄寫,見圖3、圖4。(註26)

此時許多抄書名家追求裝潢古雅、用紙上乘,遂形成「精抄」的風氣,因此,用公牘紙寫印圖書的現象日減,影響公牘紙本可謂之大;清人葉德輝:「自汲古閣、絳雲樓、述古堂以精鈔名,傳是樓季滄葦繼之,更兼裝潢精雅」、「能雇傭選紙者,不肯為之,既寒酸如吳枚庵、張青芝,亦覺視此為寒傖之甚。」(註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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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滿文原檔
資料來源:故宮博物院,《滿文原檔》第四冊(台北市:故宮,民94)16、1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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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滿文原檔:女屍圖
資料來源:故宮博物院,《滿文原檔》第四冊(台北市:故宮,民94)237、238頁


肆、公牘紙本的現況


漢代以來,特別是北宋以後至今,以公牘紙寫印的書為數不少,但大多均已失傳;一般而言,公牘紙本是利用廢紙所成之書,屬較次等的,許多藏書家追求用紙上乘,此類書籍也因此未善加保存,人們競相收藏的宋版書就已亡佚如此,遑論公牘紙本。

現存公藏者,總計約莫八十多冊,上千多卷,其中,宋版公藏公文紙本約莫二十多冊;私藏難以估計,不過應亦是相對少數。宋、元、明三朝公牘主占大宗,所印成書籍內容領域分陳、五花八門。

以下本文列出目前所知台灣與中國大陸公藏公牘紙本清單,以茲參考。


伍、公牘紙本的影響


公牘紙是一種已被政府機關在處理公眾事務時,記載過文字、圖畫等記錄的紙張。這類已使用過的紙張,因原為政府單位使用,故多有日期、官印,就版本學而言,對考究版本而言有莫大幫助;然而在歷史研究上,其內容對於該朝代背景亦具有高度參考價值。除此之外,公牘紙本亦具有多種影響與價值,這些價值與影響多來自於利用的時間順序、內容及其本體。

造紙時間早於公牘內容時間早於成書時間,這樣的時間順序特性可作為各項考據的證明依據;公牘內容則具有歷史憑證及研究史料的價值,其紙本的本體則可作為體裁、用紙等樣品之用,兩者對於後世瞭解當下歷史、脈絡具有一定程度的影響。綜上所述,公牘紙本其所具有的價值與影響大抵可分以下五點:

一、做為考訂古籍版本的參考


使用公牘舊紙反背印刷的書,其紙頁正面原有的文字和印記,可做為鑑定古籍版本的根據。因為書籍內容一定是在公牘內容之後產生,所以這些公牘文字、印記可幫助鑑定人員鑑別古籍刊刻和刷印的時間,提供文獻印刷的時間上限。

例如原黃丕烈所藏之明國子監紙印刷而成的《東京夢華錄》是以明初監中冊籍印的,故其印刷時間不會早於明初。

二、研究古代紙張的珍貴實物


古紙種類繁多,對於研究古代紙張最好的辦法就是有古代紙的實物。但時代久遠,古紙存世者甚少,若有也不容易確定所屬年代及名稱。根據公牘紙上原有的文字記錄,可以逐漸把握各時代紙張的特徵。因為公牘紙上原有的文字的書寫時間,與紙的生產時間比較接近,紙的生產時間不會比這些文字的書寫時間更晚。

例如晉代名聞一時的剡藤紙,當時還被官方規定為文書專用紙;唐時更負盛名,皇帝用剡藤紙作詔書,因此稱公牘為「剡牘」,舉薦人才的公牘也稱為「剡薦」,時下文人雅士更以用剡藤紙為榮。(註 28)但剡藤紙延續到唐、宋後因竹紙的興盛造成製作技術失傳,如今徒知紙名而無法得知該紙到底長什麼樣子。

公牘紙本原是由公牘紙所製作而成,剡藤紙後大量作為公牘紙材,因此可就該公牘紙本之朝代、紙張特徵進而比對史料,以更深入瞭解該紙。

三、研究古代刻書情況的重要參考


我國古代的刻書出版業可分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統及寺院、書院兩個旁支;一般而言,古書總夾雜著大量真偽難辨的典籍,然而公牘紙本因其特性免除了大量的版本鑒定、校勘、辨偽、輯佚等工作,且多為官刻本,因而可就其了解古代官方刻書的方式與類型。

四、公牘紙上原有文字,是研究歷史的重要史料


華人世界明、清二代以前紙本檔案多已因天災、人禍二者而亡佚無蹤,近千年者可說是破紙隻字,無法判讀。公牘紙本,是中國珍、善本古籍的特殊類型,其所含公牘,更是意外留存的珍貴檔案。在歷史研究上,其內容對於該朝代地方背景具有高度參考價值,是歷史研究的重要實物資料。如台北故宮博物院所藏《滿文原檔》,其所含明代驗屍辦案公文(女屍圖)就可使後人瞭解當下政府辦案驗屍的狀況與情形。

五、做為了解古代檔案管理的參考


公牘紙本是古代利用官方公務用廢紙所成之書,換句話說,即為古代官方的銷毀檔案,因此可就這些公牘廢紙知道古代在檔案選擇與鑑定上認定哪些公文不須留存、哪些檔案不具價值,然因公牘紙本存世甚少,又散列在歷代,採證不足,難以立論,故僅能作為了解古代檔案管理的參考。


陸、結語


本文僅以概論性地介紹公牘紙本的意義與形成背景,並歸納前人探究及自己推論的公牘紙本成因、時代、與影響,對於更深入的探討,仍待多處疑點釐清:是否有特定地方在大量使用公牘紙?官方是否有相關的公牘紙使用規定?公牘紙流出的管道是否合法?

公牘紙本當初在製作時,印刷字面朝外,公牘字面朝裡,折頁後縫以線裝,使人們不易看到公牘字面的內容;國內許多典藏單位雖有公牘紙本,但礙於不願破壞書籍拆裝掃描,因此公牘紙本所蘊藏內容價值極高,亦甚難窺見。當然,亦有某些單位忍痛拆書掃描背面公牘,但畢竟少數,若這方面問題能解決,古書背後的檔案將勢必重現。

古人的智慧與文化造就了公牘紙本的出現,是中國書籍發展的奇葩,這是當初沒有預想的,其對於史料的流傳更是貢獻卓越,應更受到重視;國內檔案界多偏重在機關檔案及近代現存檔案、手稿部分,對於古籍反倒是未特別關注,也可謂不甚了解。公牘紙本具有極高的從屬價值,可幫助我們描繪古代情境、制度,甚而了解檔案管理相關規定及做法,以古鑑今、截長補短,使我國檔案管理能承襲先人優點,進而精益求精、越加進步。


柒、註釋:


註1: ”Domesday Book | Britain's finest treasure,”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Website, (20 May 2008).

註2: 張秀紅,<中國古代科技文獻散佚原因分析>,《科技情報開發與經濟》15卷15期(民94年8月):53-55。


註3: 羅志歡,<古文獻散佚內因淺說─以嶺南地區為例>,《中國典籍與文化》9卷02期(民89年6月):4-8。


註4: 呂建濱,<中國古代歷史文獻散佚釋因>,《滄桑》15卷01期(民96年3月):14-15。


註5: 魏訊田,<中國檔案文獻近代散佚述論>,《德州學院學報》17卷03期(民90年9月):89-91。


註6: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線上檢索網頁,<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民96年12月)。 (20 May 2008)。


註7: 徐望之、許同莘,《公牘通論》(上海:上海書店,民80)。


註8: 張萱,《疑耀》(臺北市:新文豐,民73) ,頁49-50。


註9: 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上海博物館編,《宋人佚簡》(上海市 : 上海古籍出版社,民79)。


註10: 葉夢得,《避暑錄話》,《全宋筆記》,第二編第十冊(鄭州市:大象,民95),219-355。


註11: 周廣學,<古代的公牘紙本及其價值>,《津圖學刊》14卷02期(民85年6月):105-109。


註12: 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編》(北京市: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2)。


註13: 曹之,《中國古籍版本學》(台北市:洪葉文化,民83),頁548-554。


註14: 同註11。


註15: 欣文,<紙中之王話宣紙>《中國對外貿易》,39卷08期(民83年8月):48。


註16: 葉德輝,《書林清話;書林雜話》(台北市:世界,民50),頁224-227。


註17: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線上檢索網頁,<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民96年12月)。 (30 May 2008)。


註18: 同註7。


註19: 同註8。


註20: 同註13。


註21: 同註11。


註22: 李肖、朱玉麒,<新岀吐魯番文獻中的古詩習字殘片>,《文物》58卷02期(民96年2月):62-65。


註23: 唐長孺主編,《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三冊(北京:文物出版,1992):445。


註24: 同註11。


註25: 同註16。


註26: 故宮博物院,《滿文原檔》第四冊(台北市:故宮,民94),頁16。


註27: 同註16。


註28: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線上檢索網頁,<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民96年12月)。 (29 Aug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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