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12日 星期二

光復初期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生佩用証章(證章)

 
圖:羅宗洛校長時期所使用之証章,正面中央為臺北帝國大學校徽,背面為編號與「生」字,代表為學生所使用,若為教職員所使用,背面則為「員」字(教職員所使用者,可參考臺大校史館所典藏)。
突然發現自己証章/證章收集到一定數量,遂整理寫下這篇文章。
光復初期,不同文化交會所引起的社會不安氛圍,致使由中國大陸來臺的國民政府亟思應變之道,這些為處理當下社會變動所施行的方法中,有許多乃承襲中國大陸的作法,作為人員身份辨識之用的「証章」即為其一。所謂証章,根據國語辭典上所定義,乃「學校、機關、團體發給本單位人員證明身分的標誌,多佩帶在胸前」。光復初期,臺灣為解決「政治上的問題」(此為含蓄的說法),不論政府或私人團體皆興起配帶証章以區別身份的風潮(甚而有人私製証章佩戴以掩飾不法行為),而教育人員及學生等所使用之証章多為三角形狀,由學校統一製作,許多學校之後也將此証章直接作為學校校徽(可發現許多老學校的校徽都是三角形的)。
國立臺灣大學亦在光復初期羅宗洛校長時期(1946年08月-1948年06月)使用臺北帝國大學校徽製作証章,此時期証章之佩用,學生部分乃開學時發放「學生身份證」(即學生證)時一併發放,而教職員部分則為任用時發放,然而此証章施行並不久,直到傅斯年校長上任後依據陸志鴻校長於1946年12月擬定之「國立臺灣大學教職員生証章佩用須知」,重新製作使用。

2012年6月9日 星期六

中國時報:《個資法》實施 警總又來了

前幾天薛老師去國史館開會,開會重點在於《個人資料保護法》施行後對於檔案、史料應用的衝擊,下午上課就在課堂上跟我們討論這個問題。說到《個人資料保護法》,此法之前身乃民國84年所公布之《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爾後於民國99年修正公布,此法因牽涉層面過廣,公布卻未施行,但實在是拖太久了,所以開始受到質疑,也因此最近一再被拿出來討論。
姑且不論其他領域的看法,就研究者應用而言,該法第三條第一款稱「個人資料」為「自然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統一編號、特徵、指紋、婚姻、家庭、教育、職業、健康、病歷、財務情況、社會活動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而又於第四條稱當事人就其個人資料可要求查詢及請求閱覽、請求製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電腦處理及利用、請求刪除等權利,也就是說,做地方志、年譜、書志、傳記,甚而會議論文、書籍介紹、資料庫...等,只要當事者不同意,你連他的姓名都不能使用,這問題真的很麻煩,以政大前陣子才發表的「中華民國政府官職資料庫」為例,縱然資料來源是政府公報這類公開的資料,但在《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影響下,只要有人來抗議,仍然只得將其相關資料下架,如此一來,資料庫的完整性與可信度將大打折扣,徒浪費建置資料庫之成本,影響之鉅令人難以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