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庫全書》收錄檔案彙編考

《四庫全書》係我國歷朝以來最具規模的一套叢書，其編纂時間至今仍有爭論，若以安徽學政朱筠上奏提出《永樂大典》的輯佚問題、高宗諭令各地徵集遺書的乾隆三十七年（1772）作為初始，至最後一套《四庫全書》告竣之乾隆五十二年（1787）為止，全書撰修約歷時十五年。該套叢書內容自先秦至清乾隆前期，涵蓋了我國歷朝學術經典，分作經、史、子、集四部，部下細分四十四類，類下有屬，共收書三千四百餘種、三萬六千餘冊，其中史部詔令奏議類所收檔案相關彙編書籍三十九部，包括詔令之屬十部八百二十二卷，奏議之屬二十九部、七百二十六卷，共計一千五百四十八卷，實為我國歷代各朝發展留下重要史料。
詔令係天子布告臣民的下行文章，《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詔令奏議類〈提要〉云，｢記言記動，二史分司。起居注，右史事也，左史所錄蔑聞焉。王言所敷，惟詔令耳｣， 可補左史之不足，與臣下上陳天子的上行文奏議相對，兩者皆係我國古代公行文體的一種，更係攸關國政發展之重要史料。而在分類歸屬上，《四庫全書》編修以前，詔令與奏議並未合為一類，且歸屬類目不一，根據《四庫全書總目》史部詔令奏議類〈提要〉所稱，｢《唐志》史部初立此門，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則移制誥於集部，次於别集，…，《文獻通考》始以奏議自爲一門，亦居集末｣，可知歷代簿錄之書將詔令與奏議相關書籍或置史部、或置集部，然四庫館臣則對於將詔令、奏議列入集部並不以為然，其持論：｢夫渙號明堂，義無虛發，治亂得失，於是可稽，此政事之樞機，非僅文章類也。抑居詞賦，於理爲褻。《尙書》誓誥，經有明徵。今仍載史部，從古義也｣、｢考《漢志》載奏事十八篇，列《戰國策》、《史記》之間，附《春秋》末，則論事之文當歸史部，其證昭然。今亦併改隸，俾易與紀傳互考焉｣，因而改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移制誥於集部的作法，改從古義置於史部。

然而事實上，昔者將詔令、奏議歸為集部有其原因，察章太炎《國學講演錄˙史學略說》即針對詔令、奏議隨時間差異列入史部及集部提出看法：

詔令奏議，于古收入文集。帝王親制，入帝王一已之集；詞臣代擬，亦入詞臣一已之集。陸宣公奏議入《翰苑集》。宋人文集有內制、外制，是其證也。宋人然，明人亦然，至清則文與詔令奏議有分。蓋古人奏議美富，後世漸不成文。能文之士，不願以奏議入集，故分編也。又古人奏議，多出已手，近世惟京官無幕友為之捉刀。地方督撫所上折，出幕友手者十七八。目不識丁之武夫，一為督撫，奏議亦有佳作。

而關於檔案彙編之目的，〈提要〉稱詔令、奏議輯錄之功能在於｢渙號明堂，義無虛發，治亂得失，於是可稽｣、｢俾易與紀傳互考焉｣，此外，察《聖祖仁皇帝聖訓》乾隆六年清高宗〈序〉中提及：｢懋遵祖訓，以無負皇考善繼善述之貽謀，顧金匱石室之藏，中外無得見者，爰命儒臣敬謹繕寫，授之剞劂，庶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建中表正牖民覺世之言昭垂寰宇，群工士庶咸得漸摩於聖訓之崇閎而率由無斁也，不亦庥歟｣， 故可知詔令的輯錄更因皇室藏書外界無法知悉，為使世人得以觀覽，故而編修以達傳世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