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3日 星期三

羅家倫校長特展文物展暨文庫啟動

 
圖:開幕座談
羅家倫校長對於近代民國發展的重要性,實在無需多加言述,然其愛書、惜書卻非一般人所知悉。「羅先生畢生熱愛收集圖書,留學美國、德國、法國時期即開始蒐藏各類英文、德文、法文書籍;抗戰前後更以搶救圖書文物之心,在大陸收購各種線裝書、叢書和明清版善本書」,(註1)此次羅校長的藏書在政大人文中心與圖書館的協調之下,順利由西雅圖移藏至政大社資中心,探索其目的,係因羅久芳女士「基於父親與臺灣國立政治大學的淵源及其書籍種類的偏向」,(註2)中、外文書籍計13,000餘冊,其中,明清時期古籍佔二百餘冊(年代最遠者係明正德年間之《東里文庫》),據校方所述,明萬曆年間的《駱丞集》與《黃御史集》更係孤本,該藏書質量均重,可見一斑。然而,新聞報導數字有些出入,根據「世界新聞網」於2013年11月20日所報導,羅校長女兒原擬捐贈藏書數量係5,000餘冊,何以此次捐贈變成13,000餘冊?不得而知(我猜應係報導錯誤)。(註3)

關於羅家倫先生紀念獎學金及羅久華女士的加碼

圖:羅家倫校長之女羅久華女士
羅家倫校長次女羅久華女士在兩年前拜訪政大時,捐贈50萬美金設立「羅家倫先生紀念獎學金」,政大並為該項獎學金擬定要點,說明獎學金設立之宗旨與目的主要在於「感念父親生前與政大之淵源及情誼,遵其遺志,....,以挹注後進努力向學」。是項獎學金獎助對象主要在於政大「大學部二年級以上在學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70分以上,研究所二年級以上在學學生,前一學期學業成績達80分以上(延畢生不得提出申請及續領);學生操行成績達85分以上,且本學年未享有公費,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境清寒或突遭變故之學生」,「每學期獎助名額大學部同學二至三名為原則,研究所同學二至三名為原則,每名最高上限為新台幣参萬元整」,以協助有心求學但在生活上需要協助之學生。
昨天在羅家倫文庫啟用典禮上,學校安排羅久華女士頒發此次獎學金受獎助者,並由受獎者財政三田晉同學分享其受獎感言,田晉同學述說其家庭環境及此項獎助學金對其之幫助與影響,深深感動與位貴賓及頒獎者羅久華女士,其並於文庫啟用典禮即將結束之際,再次上臺宣布願意再次捐贈50萬美金予此項獎學金內,以協助學生們安心就學。羅久華女士在會上稱,此項50萬美金係將其父羅家倫校長所典藏部分近代畫作變賣所得,其感謝父親留下這些作品讓他欣賞多年,如今這些畫作更變相完成其父遺志,幫助政大需要幫助的優秀學子,影響廣泛。
羅久華女士的大義著實令人動容,當天我在會場看到其再次登臺手執麥克風,以為是要感謝予會貴賓對於其父的感念與推崇,沒想到竟係再次為此獎學金進行加碼,心中的感動與震撼,差點讓我忍不住叫好,拚了命地拍掌!因為學校裡面實在有太多太多的學生在經濟上是需要幫助的,我們往往以為大家都是一樣的,殊不知三餐泡麵果腹的學生大有人在,也因此有些老師自掏腰包接濟這些學生(還不讓學生知道),希冀鼓勵這些學生努力讀書,不要為環境打敗。羅久華女士及校內這些幫助有志求學但面臨生活困境學生的老師們,真的很令人感佩其義行,也希望受到獎助的同學們努力用功向上,日後再回饋學校,讓其影響力得以延續。

2014年4月20日 星期日

政大標準字:唐翼明老師的政治大學行草

圖:唐翼明老師的政治大學行草
許多人總會在政大及其相關物件上(不論各式紀念品、海報,甚而教職員名片、文件等)看到這幅蒼勁有力的「政治大學」行書字體,儼然成為國立政治大學的標準字。但這幅字到底是誰寫的?許多同學似乎也未曾有過這樣的疑問,好像這字本來就存在似的。詢問政大秘書處得知,此幅字係為慶祝政大校慶80週年,由政大中國文學系退休教授唐翼明老師所書,並應用於所有80週年相關紀念品,然因80週年的盛大慶祝,加深了大家對於此字體的印象,不知不覺也成為校內教職員生們辦活動或製作相關物件時所使用。
根據「政大中文系系圖數位資料庫」所述,唐翼明老師係湖南衡陽人,曾任教於政大中文系,2007年退休,目前任職於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院長、長江書法研究院院長,為享譽海內外的魏晉文化史專家、書法家。代表性學術作品有:《The Voice of Wei-Jin Scholars : A Study of Qingtan》、《古典今論》、《魏晉清談》、 《魏晉文學與玄學》等,並著有回憶性散文集《寧作我》及新著《唐翼明解讀「顏氏家訓」》等,(註1)可惜未曾見過此書幅原件,不知是否有落款?尺寸為何?希冀政大日後可將相關書法字體於校慶中展示,讓大家得以一覽名家風采。
註1:政大中文系系圖數位資料庫,唐翼明 學思歷程,檢索於20140420。

2014年4月16日 星期三

政大民主文宣何去何從?

 
圖:言論廣場文宣
關於318太陽花學運,中央研究院、臺北市議會、中興大學、臺南市政府等,無不有人提出典藏、展示相關文宣之看法,希冀做為日後臺灣民主運動之見證,那麼,校內師生民主論述相關文宣及資料,又該如何處理?(這裡講個小小的題外話,關於學運史料典藏的看法,我在學運開始後不久,即致信予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希望該籌備處能夠積極派人針對相關物件進行蒐集與典藏,以不負其名稱「人權」二字;然而,根據學運結束後相關單位接洽的情形來看(我並沒有收到回信,只能由這樣的方式去判斷),該籌備處並未參與典藏之列,仔細檢視該籌備處的官方網站,其引用了《世界人權宣言》來說明何謂人權,並稱該籌備處以「政治人權」為施政核心,照理說,社會運動應係政治人權的體現,但有趣的是,該籌備處似乎只打算處理政治受難者的資料,換言之,也就是白色恐怖相關資料,其餘者似乎不甚關心,那何不改稱白色恐怖博物館?把餅做的這麼小,著實枉費現任大老闆曾經也是社會運動推動者,早知道當初就應該寫信給文化部而非這名稱取錯的博物館!

2014年4月8日 星期二

胡宗南將軍文物史料進駐政大社資

 
圖:胡宗南將軍文物史料會場
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自人文中心進駐後,即開始積極徵集典藏史料,使政大在史料典藏上,明確以「民國史」為核心進行發展,今年更適逢黃埔軍校建校90周年、政大在臺復校60年,社資即於3月26日起推出「鼎柱民國-胡宗南將軍文物史料特展」,以作為復校60年慶祝活動之一,此活動展出至4月16日,僅剩4天,有興趣的人趕進前往參觀。

2014年4月5日 星期六

政大師生對於太陽花學運的呼應

圖:政大校門口傅斯年橫幅(資料來源:HippoZoe Chang)
許多人對臺大及其師生參與學運的印象較為深刻,也致使有著臺大師生對於學生自治、社會關注較為關注且活潑的刻板印象,然論及政大在相關社會運動的參與,則多認為政大或因其文科背景,所以師生們除給人較安靜(乖)的印象外,對於社會運動感覺不甚關心、一切隨遇而安。事實上,姑且不論政大大陸時期拋頭顱灑熱血的歷史,根據校史館所述,「民國75-76年,政大出現鼓吹校園民主的地下刊物《野火》,...,根據鄧丕雲《80年代台灣學生運動史》(前衛出版社,民國82年出版)的記載,受到《野火》啟蒙的學生代聯會由國父思想社成員主導,繼續推動校園啟蒙與制度改革、乃至於積極參與校際活動(如:關於大學法座談會),其中一項繼承《野火》而來的訴求便是建議設置「言論廣場」」(註1),其後,為響應1990年野百合學運,政大更有學生於校內成立野火社,開創政大野火學運時代,政大學生積極參與社會運動可見一斑。

2014年4月4日 星期五

政大圖書館門口的石獅子

圖:政大圖書館門外石獅子(左)
許多圖書館門外都有一對石獅子,最為知名者,莫過於紐約市立圖書館外的那對,設置於1911年,為美國雕塑大師Augustus Saint-Gaudens的作品,分別以圖書館的兩位創辦者Jacon Astro及James Lenox命名,與華人傳統不同的是,這對石獅子都是公的,但有趣的是,仍被稱作Lady Astor及Lord Lenox(Astro先生和Lenox夫人),不知是否在暗示多元成家?
政大中正圖書館的門口也有一對石獅子,其底座鐫刻「母校留存」及「國立政治大學附設行政專科學校第一屆結業同學敬獻」,可知係校友所捐贈,然何謂行政專科學校?民國38年,臺北大學前身之臺灣省立行政專科學校成立,甚少人知道這間學校差點成為政治大學。按臺灣省臨時省議會公報所述,民國43年,臺灣省諮議會高贏清議員提案將省立行政專科學校改為法政學院或政治大學,並希冀由省政府擬訂計畫,於民國44年度實施,然此案最後保留,其理由在於以有政治大學之規劃。(註1)所以可以知道此校與石獅子上所鐫刻所指並非相同,那麼到底這對石獅子是從哪裡來的?
察政大校史相關組織發展,僅見「國立政治大學附設空中行政專科進修補習學校」(簡稱空中行專,也有許多人喜歡稱之政大行專),推論所指應係與石獅子所鐫刻者相同,係依據教育部於民國66年5月所訂頒之《實驗空中專科進修補習學校設置暫行辦法》而設立,直至民國81年7月國立空中大學成立,政大行專遂併入空中大學,也因此成為絕響。尋找學校相關歷史資料,發現行專史料頗少,甚至维基百科對於國立政治大學的解釋也沒有提到任何關於行專的資訊,二者在分校後切割之明確可見一斑。有趣的是,該校校友頗多,諸如蔡煌瑯等,這對石獅子擺放在圖書館的門口頗為顯眼,上面有鐫刻校名,怎不引人注目?
此外,關於命名一事,至今未曾聽聞此對石獅子是否有人曾為其命名,其實建議學校可以辦這樣的活動,以增進學校各項物件之故事性及校友與同學們對於校史之認知,參考紐約市立圖書館石獅子命名之原則,呵呵,或可稱之為小章與阿龍,以紀念復校創館之首二任圖書館館長。
註1:臺灣省臨時省議會公報,第4卷第11期,2615頁。

2014年4月1日 星期二

越多圖書館典藏,書的價值越高?

昨天在圖書館剛好看到《榮町少年走天下-羅福全回憶錄》,因為對其內容感興趣已久,故將其從書架上拿下仔細翻閱。姑且不論其內容,封面摺頁裡面的幾行字倒是令我回想起一些事情,該摺頁裡面寫著:「羅福全在經濟方面的研究成績十分耀眼,受聘服務於聯合國區域開發中心,及聯合國大學,他的著作為世界4,709所圖書館所收藏」。
我所焦注的重點在於「他的著作為世界4,709所圖書館所收藏」這幾個字,我們是否可以假設越多圖書館典藏的書籍,其價值越高?仔細思考圖書館館藏採訪的流程,一本書籍會進入圖書館的架上並供讀者使用,必須經過館員選擇、讀者薦購等智能選取的過程,而這樣的選取過程基本上即是針對該書籍的價值進行判斷(有價值的購入,沒有價值的則拒絕)。在這樣的架構下,我們可以說越多圖書館(尤其是學術圖書館)採買的書籍,則該書籍原則上應具備一定的價值(因為經歷過多數採訪館員鑑定的結果)。但有趣的是,反過來看,越少圖書館典藏,則該圖書價值為何?是越低還是越高?因為典藏情形有時也反映書籍是否容易取得,有時書籍是孤本,全世界僅有一本,其價值則非能由典藏圖書館的數量來呈現,這需要一個深入的研究來探討,以釐清相關的數字如何作為一個具有信效度的指標(其實,我的想法是,越是往極端靠攏的書籍,則價值越高,這樣的研究方法應該很容易設計)。